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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伦理的局限与文化更新

桑杰端智 发布时间:2018-08-19 11:20:00来源: 《青海民族研究》

藏传佛教是一种由伦理范畴和认识范畴所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伦理范畴较之认识范畴更为重要,因为佛教本身的重心在于道德层面,在于出世的伦理范畴。其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它的理想境界、信仰方式和宗教修持等方面。藏传佛教认为,全部教义思想内容以及有关它的“五觉十地”等整个修习过程,无非是为了伦理的配制而作的设施。作为藏族文化发展主流的文化思想,藏传佛教伦理道德观在藏族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已成为藏族传统伦理思想的最基本结构要素,为藏民族提供了一整套的生活、行为准则和伦理生活的范式,对藏民族最深层次的文化观念即价值观念产生着普遍的、永恒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藏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伦理思想对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友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人们和平相处提供了超凡的道德力量,但其中确实存在种种不利因素,存在先天的无法弥补的局限性,尤其对现代藏族伦理的生长发展起着种种消极的限制作用,最终使藏族传统伦理陷入了种种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藏族佛教伦理哲学思想的欠缺

中国的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孔子在礼崩乐坏的年代,把道德的基础建立在孝悌,在此基础上提出人间之“我”为中心的伦理学。“礼”是其伦理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体现和概括。耶稣以天国的“上帝”为中心,建构了其伦理体系。旧约和新约是上帝为信徒们求生天国而立下的伦理准则,它不是人类自己的要求,而是上帝对人类的命令。而藏传佛教以“无我”为根本旨趣建构了其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觉觉他等伦理学体系。无我哲学思想是藏传佛教哲学的基本理念,是藏传佛教教义全部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佛教徒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终思想归宿点,成为藏传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依据。无我的根本观点是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拿佛教的话说,从物质方面的“色法”到精神方面的“遍知”均无自性,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组成,“即使在名言中,都不以自相而存在” [1] ,无永恒的主体,即没有一个独立存在或自我主宰的内容。我们所能认识的现象世界是非真我、非事物之本性,但由于人们的无知和贪欲所引起的迷妄幻梦,产生一切事物和现象都能够独立存在,具有自性的错误观念,从而生起执著心。这种思想藏传佛教称之为我执思想,意为对内外事物的执著。我执思想分为人我执和法我执。前者是指精神部分,即心理现象和心识活动。后者是指生命主体,即五官四肢、五脏六腑、血肉筋骨、皮毛爪子等。这种意识形态,使有情众生以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与受、爱与取、有、生与死十二因缘的链锁形式在六道轮回中永无了期的循环往复,引起更多的烦恼之果与痛苦之因。这一出世的哲学根本旨趣为藏传佛教伦理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心理基础和信仰目标,把无我这一人生最高思想境界与伦理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引伸出人们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宣扬人生若能彻底领悟“人法两空”思想,就能够脱离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和痛苦而自然担负起利益众生的宗教使命。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一方面将人生意义与伦理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企图推动藏民族思想、言论、行为道德化,而另一方面又站在理论的高度,否认包括伦理在内的一切任何事物的真实存在。尤其对于已证得人法两空思想境界的人们来说,无我的地位和意义胜过伦理的存在价值,甚至无所谓“人间伦理”的价值存在。正如《米拉日巴传》中说,“用圆满次第则可融归光明境界,长住法座的修法没有什么必要了”,这是因为“此刻善恶两业都已超脱,造业的根子已经完结” [2]。这里“业”是指人们所做的一切善恶行为。这种抑戒扬慧的宗教修持观与印度佛教宝典《坛经》的“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3]的戒律观一脉相承。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对于大乘中观无我智慧的如此高度重视和对于伦理的轻视,实际上削弱了伦理的功能,降低了伦理的地位,压缩了伦理的空间,对于推动藏民族思想、言论、行为、道德社会化、世俗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上的困境。二、藏传佛教伦理观的逃世倾向宗喀巴站在藏传佛教文化的历史性转折点上,对藏区僧侣集团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创造了上、中、下三士的伦理体系。

(责编: 李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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